中国的历史中从来不缺文人。

他们永远是处于内心痛苦挣扎的一群人。他们的思想走得太快，又大都对政治有着趋之若鹜的痴情，可政治却很少垂青于他们。

历史总把这群深烙着儒家文化的精英推在当权者附庸工具的位置，上演着一幕幕或失望、或媚俗、或忧国忧民、或诬陷遭贬的人生悲剧。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康雍乾朝的“文字狱”，血的残酷破灭了他们一个又一个“学而优则仕”参政入世的理想。于是他们有的寄情山水、狂放不羁；有的恃才傲物、循世空门。他们的生命情结太过浩瀚，然生命轨迹却永远留给后人流韵千古的文化风景。

公元1611年，乌镇南郊清风乡柞溪（今炉头镇）一家杂货店中，诞生了一个男婴。虽然这是张家第二次添丁，但主人张明俊却欣喜万分。这位明万历秀才家隅乡野，却早已饱学经史。曾赴杭城乡试，因闻慈母病危，竟不听旁人“亲疫未革，终场再行”的劝循，执意中途放弃回家尽孝。在他看来，读书应“自傲励语”、品行至上，“行已率循古道，存心常畏天知”。第二个儿子的出生，似乎让他在失去科举的读书人进身之阶后，看到了这个家庭未来文脉的茂盛。

这是个动荡的年代。明朝的已气数渐尽，几里地外的乌镇，同履祥（1611-1674年），字考夫，号念芝，因世居古时乌镇近郊炉头杨园村，人称杨园先生。

张杨园是明末清著名学者，教育家，农学家，其著作据《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儒林一》本传所载，有《愿学记》、《读易笔记》、《读史偶记》、《言行见闻录》、《经正录》、《初学备忘》、《近古录》、《训子语》、《补农书》、《丧葬杂录》、《训门人语》及文集四十五卷，后人辑为《杨园先生全集》五十四卷（《四库全书》著录）。

杨园先生近年来越来越受世人和学者关注，近人邓之诚教授对杨园的学术和德行有过相当精当的评价：

“其学大要以仁为本，以修己为务，以中庸为归。穷理居敬，一宗考亭。知行并进，内外挟持。不尚辞辩，不务讲学，不作腐语。亲切平近，粹然儒者”。

穿过城市的繁华，

我来到你的墓园。

踯躅桑田阡陌，

早已片影无寻。

唯有一片昂然的菜地，知全廷训新建了“六朝遗胜”石坊于白莲寺前，仿佛欲籍盛世江南繁华之镇的文脉，为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注入一丝回天之力。明俊挣扎起孱弱的身躯，为自己新生的儿子取名为履祥，意取“国家将兴，必有祯祥”（《礼记·中庸》），他希望自己履祥能够担当天赋的重任，成就一人的功史。

命运总是给非凡之才苦难的起点。

七年后，张明俊过世，卒年37岁。时杨园年仅九岁，他捶胸顿足，号啕大哭，表现了比成人更为深切的悲痛，令周围人不胜嘘唏。母亲沈氏把杨园叫到跟前，一字一顿地说：“孔孟亦两家无父儿，只因有志气，便做到圣贤”。

出身书香门第的母亲，用中国圣贤之祖的苦难，给幼子上了一堂启蒙的励志课。

人生的艰苦坎坷，忧愁灾患，激励起杨园与命运奋争的志气。杨园牢牢记住了母亲的教诲，发奋地攻读，他不满足于教读的《孝经》，在外祖父家研读几年后，拜师重点攻读《易经》。少年的杨园，醉心于“天人合一”的儒家文化精髓，天道、人道和地道的融合，在他心中铸下了尊“道”不趋“势”的君子人格雏形。

天启五年（1625年），十五岁的杨园应童子试，补县学弟子员（秀才）。五年后，同为儒者的祖父和他慈母相继去世，家道迅速走向衰落。

此时的杨园已经逐渐消退了以前追求功名的热情。深重的政治忧患，加上传统文化的浸润，使他在科举的诱惑面前心如止水。崇祯十五年，他在杭州应乡试未中，于灵隐寺中遇见了黄道周。这位大了杨园整整二十五岁的大书法家和政治家，在崇祯皇帝中后金反间计处死抗战名将袁崇焕，朝中无人敢言时，刚直不阿连奏三十疏，直至革除官职遭贬。惺惺惜惺惺，黄侠士十分喜爱眼前这个清奇脱俗、独立独行的江南才俊，叮嘱杨园“以淡泊守志，勿图近名相劝”。

杨园终是儒者。作为读书人，他起步在科举的希冀中；作为智者，却走出了功名的阴影。他人格中的自主意识和个性觉醒，使他在这动荡时世中，一步步开始走向坚守自我清节的道德觉醒。

似乎知道自己注定是一个寂寞的思想者，杨园感觉到从未有过的自醒。他开始深究自己所人生追求依托的思想根源。此时，正值朱熹理学与王阳明心学之争，在杨园看来，朱熹的“致知格物”更符合他内心良知恒守的渴望，朱熹的理论仁义之道，就如同鱼儿水中游，鸟儿天上飞一样自然。“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者，非徒托之空言”。杨园认为天降生了民众，赋予他们的不仅是生命，而给了他们仁义礼智的本性，他开始怀疑并最后大声反对王阳明心学。时年他三十四岁，站在文化理想的高度，他找到了后半生践行的目标。

人的崇高总是以精神的丰富来倚托。今天我追踪这位乡人的思想轨迹，看到的是一个中国传统文人在人生屡遭挫折中不息的精神追求，他们如同车溪之上的行船，始终在寻觅物质之外的精神之帆，这种追求的韧性和自醒，蕴含了他们对人生理想的执着和忠诚。

历史投缘于不懈追求的思索者。而那种追求注定是孤独的悲壮。

崇祯十七年三月，明亡。明思宗在煤山一棵海棠树上，用一根绵带终结了曾经万人跪拜高贵之躯的生命，也破碎了一朝文人志士的复兴之梦。

杨园忽闻北京之变，哀恸欲绝。他穿上丧服，不吃不喝，背着书箱，从绍兴刘宗周老师处昼夜步行赶回家乡。初春的江南，一路繁花，但杨园全然未见。今之乱世，谁为可栖之木，可事之主？如果明王朝继续存在，杨园可以继续攻读程、朱理学，继续编他的《刘子粹言》。但明朝气数已尽，连秦淮河畔一代名妓李香君也血溅桃花，凄叹“桃花扇底送南朝”。可杨园身上始终奔腾着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凛然之气，在这国破民伤之际，他立志践行舍生取义的人生准则。

到乌镇后，他欲把家乡作为复国的根据地，和徐敬可、何商隐等加入了以乡人吕留良为代表的反清复明的行列，但几经串连发动，终未成事。

在我看来，杨园这个时代的文人，从儒家文化中走来，却始终以强烈的责任感关注天下。他们把自己的才华和学识、品行和忠诚，时时与脚下土地的命运结合起来，这种“男儿到死心如铁”之济世气节、忠烈精神远远地超过了当今社会许多读书人的文化品格。

清顺治四年（1647）。在这个江南繁华老镇的黄昏落日中，杨园明白，自己终不能用刀枪来抵御异族的入侵，但他内心却奔涌着这个垮掉王朝的忠臣执着。他决定彻底抛弃科举的人生追求，要以自己的学识和不灭的热情去唤醒更多的心灵。

他选择了隐居教育，开始了他后半生漫长的传承苦旅。

中国的读书人想象中，“仕”和“隐”永远是他们生命中的两个极佳选择。在他们看来，“仕”是入世的，虽带有济世之光环，但难免搀杂了世俗的欲念；而“隐”是出世的，是道德的圆满，是风雅的循世，故他们更多做的是清风朗月、潇洒自在的逍遥之梦。

而杨园的隐却把“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作为他归隐乡间的精神追求，在他看来，笃于躬行，授人之学是实现他自我升华和事忠前朝的最佳结合。

清康熙八年（1669年），杨园应另一位这块土地上赫赫有名的先人——吕留良邀请，在崇德南阳村东庄执教。杨园的教育已完全摆脱了旧时科举的羁绊，他拒绝所有为应科举试而拜到他门下的学生。在他看来，这无异是为清政府培养人才，“用专习制义当务经济之学”，杨园希望走的是启蒙实业复兴的艰难之路。因此，他认为不仅要学知识，便要重道行。主张“学问固重实践，然必自致知格物始”。他自己订了《东庄约语》，把行为的约束作为督导首要。一年端午节，杨园家中一贫如洗没有酒食，他却怡然地对学生说，读几篇朱子的文章，可以当午醉了。

他无异是一个孤独寂寞的传道者，他信奉人格的独立，自尊、自立、自护、自强，是填补心灵伤痛的空间，振兴民族的培根之法。“子弟童稚之年，父母师傅贤者，异曰多贤；宽者，多至不肖”、“人各欲善其子，而不知自修，惑矣！”在他看来，文化的传承在于父母、师长的楷模，国家政权虽然丧亡，但作为民族灵魂的下一代，如果教育成功，社稷终有复兴之日。

我爱读史书，但很少去为那些千古绝句沉迷，更爱追究的是这些文字记载后的那些早已远离时空人物的灵魂，我喜欢穿越历史纷繁复杂表面，进入他们陌生而又熟悉的内心世界。今天读杨园先生，他的著作过于深括、浩大，包含了文学、史学、哲学、教育、经济、农学等各个领域，我不得不自惭内心过于肤浅。我想，四百年前的杨园，抛弃了科举的追求，为了自己所处的朝代的复兴，把自己逐步变成一个贫贱不移、谆谆善诱、言行践行、襟怀坦白的人生实践者，变成了一个百年后读来异常丰富的思想引领者，其中是经过了何等漫长孤独的寻觅。沐浴着那份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孤高与寂寞，对我们麻木的心灵是一次多么真切的宝贵洗礼！

我敬仰杨园，认为他是一个至刚至性的圣人，还因为他是我读到的中国历史上的文人中，极罕有地把自己文学与人生追求培栽在故土农田沃土之上的真正实践者。

杨园最终成了传世的农学大家。

顺治四年（1647年），杨园一边教书，一边开始了种桑耕地的农夫生活。读书人从事农活，在当时学者不农、农者不学的社会风气下，无疑是惊人之举。但杨园毫不为耻，他说“耕与读不可偏废，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义遂亡”。他要求子孙“只守农土家风，求为可继，惟此而已”。在这位乡人看来，文人首先要自己解决温饱问题，才能保证自己读书做人不流于趋利媚俗。他生存在动荡不安的更替朝代，但始终不放弃对自己人生和应肩负责任的追索，他把自己心中澎湃已久的治世蓝图融入在耕读和乡治的亲身实践中，为那个时代确立了卑而不屈，不折腰事权贵的高洁处世模式。

头戴箬笠，脚穿草鞋，杨园胼手胝足耕种十余年。他亲自向老农请教和讨论问题，然后加以记载整理。他最擅长的是修剪桑树，认为蚕桑的栽种适合江南地区气候，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最好途径。为此，还发明了松棚式木架养蚕法，对预防蚕病，提高产量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杨园的农业技术水平，应该不亚于今天高职称农艺师的水平。翻开他的文集，不仅详细记载了桑条压技几枝为宜，几时施肥、施几次肥，如何套种、防虫等大量详尽实用的具体农艺技术细节，而且对如何合理安排农业投入，如何雇用农工等农业生产管理也作了系统论述。顺治十五年（1658年）七月，隐居耕种十余年的杨园抄完《农书》，八月撰写完成《补农书》，系统介绍了种桑、养蚕和丝织业方面的知识技术。现在通行的《补农书》一般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是《沈氏农书》，下卷即是杨园的《补农书》，它成为了我国古代农业史上最为宝贵的遗产。

2003年，我接待了专程来乌镇寻找《补农书》作者遗迹的日本团队。在这个来自发达国家的几十个男女眼中，我看到了虔诚的朝圣神色，拜谒着这位在他们看来神一般的先古儒者。

我在飞檐临波的文昌阁下久久驻足，对面的立志书院匾额上“立志”两个大字，让我再次感受到早已逝去的杨园先生儒雅浩气。同治七年，另一乡人严辰在原有的分水书院扩建后，决定弃用旧名，拈出杨园先生治学格言“大凡为学尤须立志”中的“立志”二字作为新书院的名字，并将最后一进平房辟为张杨园祠。每年农历十月初十，乡人学士总是定期来祭祀这位具有“圣人气象”君子人格的先贤。

乾隆年间，浙江学使立巨碑，上题“理学真儒杨园张先生之墓”。

同治三年，浙江巡抚左宗棠捐廉银大修，于河埠筑通道直过墓门，还购置祭田四十亩，并亲书“大儒杨园张子之墓"。

同治十一年，清朝降旨准杨园从祀圣庙，即将杨园的牌位供奉在孔庙正堂前的廊屋里，分享祭孔的祀品。

“布衣祀两庑，古今能有几？”

在后人的感慨声中，杨园早已成为这个人文渊薮的千年古镇中的一个圣人。

因为张杨园，立志书院便变得高贵起来，

因为张杨园，乌镇文化便变得高贵起来，

因为张杨园，中国文人也变得高贵起来。

这高贵，源自博学与力行的统一。

我又来到杨园的墓地。细雨蒙蒙，阒然无人，那墓、那碑早已在“文革”中荡然无存，遗址仅存低低的土墩，几株松柏下，菜地青葱，桑枝摇曳。

杨园身后，田野依然，草长又衰。

或许，再过六百年，这沉寂又成一个千年轮回。

而此时，任凭这细细的雨丝打在我身上，洗去我身上的尘埃。

这几天刚过黄金周，加上罗莎台风来袭，少有暇空，仅每天夜里回家抽时间写一段。因觉文篇应一气呵成，方可完整表达，故未将片断篇幅发表。昨夜，终将此篇写完。

追溯历史，每人有自己的解读。杨园先生是我很早注目的乡人，写此篇短文，只是一次灯下与这位大儒的对话。

悠游在历史长河中，遥远的前方，总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在隐隐地呼唤，这是古镇灵魂的脉动。正是这些先人的灵魂，千百年来以积聚久远的执着，使乌镇存留了风韵核心，筑成了这个积淀深远古镇文脉的全部。

我只是试着掀起了一个角。